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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所谓的“解放日”开始到今天7月11日为止，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已经开打100天了。
这100天的剧情，不可谓不曲折起伏。
关税战最主要的针对对象是中国，结果不到一个月就“画风突变”——日内瓦会谈成果远超市场预期，随后两国又达成了“伦敦框架”，形势似乎正在向好。
而对其他国家，美国以“对等关税”施压，显然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。中国带头顶住关税霸凌后，拖延观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选择，欧盟、印度等大型经济体更是态度强硬，只有英国、越南与美国达成了协定。
7月7日，关税暂缓期到期前两天，美国又宣布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，同时给出一组新的税率。特朗普强调，这个新期限不会再延长，但从资本市场的反应来看，大家对他的恐吓已经有些“脱敏”了。
关税战终究不是好事。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每次“反复横跳”，对全球贸易格局、对各国经济、对每个微观的市场主体都在造成难以估量的持续伤害。
对中国来说，伦敦框架可能只能给到一个缓冲窗口。与其去“盲猜”美国的下一招，不如回头看看这100天，我们弄懂了什么、做对了什么，再想想我们还要做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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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基本的一点，全方位贸易战敲响了再明晰不过的警钟：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全球化，比想象中脆弱很多，并非一定“天经地义”地持续下去。
“‘对等关税’的落地，标志着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终结，全球正进入一个更加任意、更加保护主义和更加危险的新阶段。”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。
即便没到那么悲观的地步，国际经贸秩序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翻过一页了。至少，大家原先习惯的那个环境已经变了，运转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。
新的环境，要有新的破局之道、发展之道。
过去一段时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全新的、有力度的动作。长远看，这些动作不能、也不会只是“权宜之计”——无论有没有关税战，很多事情都是要抓紧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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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欧盟之间最近就有一些有意思的“拉扯”。
一头传出好消息，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谈判的技术部分已经基本完成，只欠临门一脚。关键在于欧方能否展现出相应的政治意愿推动问题的解决。
另一头，欧盟出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其医疗器械公共采购；中国除了对等反制，还裁定欧盟白兰地存在倾销，对除34家符合要求企业外的欧盟企业征收反倾销税。
这说明两件事：一来，美欧关系出现裂痕，欧洲在经济、安全两方面承压，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动力更强了。二来，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谈判，受各方面因素影响，其中包括政治因素，所以也不要过于乐观。
但大体上说，现在是一次“坐下来好好谈”的好机会。双边都希望能把握住机会，在经贸问题上相互做一些调整，实现更大更深入的合作。
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重视程度也在提升，这顺应的是贸易区域化的大趋势。
4月，中国政府同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共签署百余份合作文本，在RCEP框架下的合作进入新阶段。
企业这边，4月底，比亚迪在柬埔寨的工厂奠基，争分夺秒地建设，目标当年年底就投产。配合其迅速铺开的更多门店，比亚迪显然希望进一步巩固在东南亚的领先市场地位。
6月的香港车博会，一众车企老总亲临，右舵车型加速推出。业界分析，香港市场不大，车企的重视更多是将其当作跳板，意在更大的东南亚右舵车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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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欧洲、东南亚，以及更多新兴市场的重视，体现了“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”的逻辑。特别对企业来说，单一市场带来的不可控风险，很难在生存周期里消化，分散布局几乎是一个必选项。
更进一步地看，外需总体上将面临更多更剧烈的不确定性，内需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，也是一种分散布局——降低对外需的依赖，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，通过经济结构的再平衡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韧性。
这需要多管齐下。
最直接的，是提振消费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。去年起，“两新”“两重”政策成为经济工作重要发力点，背后是以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代表的一批宏观政策工具，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力度给到支撑。
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，则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中央开始整治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等不合时宜、不合规律的做法。这些动作，指向的是让资源要素实现高效配置，以进一步发挥内需潜力。
还有一个关键点，科技创新。
需要认清的是，关税战只是美国“极限施压”的一个环节，中美博弈的核心是科技。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，就是在美国的算力、技术封锁下，很不容易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，站稳了和美国同样的第一梯队。
科技创新在全球竞合中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，爆发式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一切。抓住AI这个抓手，深耕一批优势和关键新赛道，进一步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，直接关系到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的质效，有助于形成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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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严格地说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并非从“解放日”开始。今年2月，美国就首次提出了“芬太尼关税”。
再往前数，从2018年那轮贸易战开始，中国对未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了预期，所以一直在政治、心理、政策工具箱等各种方面做准备。
“解放日”过去100天，“做好自己的事”的框架也基本明确。缓冲窗口中，还需要做些什么？又需要调整什么？
有些动作，是要再进一步的。比如内卷式竞争、地方保护，光靠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政策文件，很难真正根除。从底层逻辑分析，这些现象是财税制度、本地GDP导向的官员考核制度等共同导向的结果。要解决问题，就要从制度上改革，对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、官员考核制度等“动刀”。
有些要退一步，比如对外谈判中一些适时的、对等的让步。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谈判中，中方设定最低价格承诺，主动让出一部分利润，以换取更多的市场空间。这其实是一种“以退为进”的策略。
还有些，则已到了需要调整方向的时候。比如消费补贴如何避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产业补贴、如何解决替代效应和需求透支、如何更精准直接地“投资于人”，都关乎供需平衡调整的效果，亟需更深入的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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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说，下一个阶段的改革，难度非常大。
特别是刀刃向内的改革，要求跳出依赖了几十年的路径，大概率会动利益、动“奶酪”，推动起来要下很大的决心，也考验决策者的智慧。
一定程度上，外部的不确定性起到了“倒逼”的作用。但破解结构性矛盾、强化自主创新、增加居民财富等，不仅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，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。
所以，无论外部形势怎么发展，改革一直要进一步深化。对各部门、各地区、各级干部来说，既要统一思想，又要解放思想，有勇有谋地迎难而上。最终，实现整个国家长期、全局、多维的现代化发展。
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所谓的“解放日”，至多是其中一个小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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